上周，我参加了“唐山打人”的民意测验——“如果在现场，你会不会制止行凶？”
其实，一个更拷问灵魂的问题是 “你会不会成为四个行凶者之一？”可惜，人类历史一再证明，在特定环境下，大多数人会跟这四个人一样——忘记道德底线。我原以为二战时德国杀600万犹太人，是德国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而执行的。上周，看了一本名叫《普通人Ordinary Men 》的书，我下巴掉下来。这本书是根据直接参与屠杀犹太人的，德国一个警察部队的200多名警察供词写的。该部队有500多人，是汉堡市的后备役警察部队，番号101。所谓后备役，就是不能直接参战的“老弱病残”。这500多人绝大多数是30-50岁，有家庭，有职业的汉堡市中产阶级。1942年，德国需要越来越多警察去维持占领地的治安。于是，这些后备役被组成101警察部队，派到波兰。去了不久，上级要求他们去处决他们那个地区的1500多犹太人；其中绝大部分是妇女、孩子和老人。这个警察部队的大队长是一个55岁，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退役军人。他的年龄比希特勒还大二岁，不像年轻人容易被洗脑——不是狂热的纳粹分子。他向下属宣布这个命令时，眼含泪水说：“我真不想干这个事，但没办法，这是上级的布置。此时，德国的城市也正在被盟军轰炸，我们的妇女和孩子也正在被杀害。”他接着说：“年龄大的人，如果不想干这个事，可以不干。你们不会以不执行命令受到惩罚。”听到这句话，有些警察站出来，说：“我下不了手，我不干。”有个警察中队长，看到自己中队有人不干，开始责骂这些退出者。为了节省子弹，他们让这些犹太妇女和孩子先趴在地上，然后用枪对准后脑壳，一枪毙命。即使这样，这些很少打枪的警察也经常打不准，子弹往往把脑壳打开，脑浆溅到行凶者身上。于是，随队军医在地上画出人脑和脊椎的解刨图，给行凶者讲，哪里是最佳射入子弹的位置——脊椎和脑壳结合处。射入这个位置，不仅会让受害者快速毙命，脑壳不会揭开。军医让行凶者们枪上刺刀，用刀尖指着这个地方射，就会准确。即使这样，因为心理压力太大，很多人依然把子弹打歪。这个统计说明，大部分正常人在那种环境下都会干这样伤天害理的事。杀毫无抵抗能力的妇女和小孩，给行凶者的生理和心理造成剧大压力。为了麻痹行凶者的神经，组织者采取两个措施 1）快速轮休——杀几个人后，休息；2）休息时，可以随意喝酒。20多年后，这些警察受审时，有个警察说：“我只杀儿童。这让我心里好受点，因为妈妈死了，孩子也活不了。” 1）拒绝行刑的警察谈到为什么不参与屠杀时，没人提到杀妇女和儿童是伤天害理的道德问题。他们大都解释说：“我有自己的职业和生意，没想走警察部队的仕途。”还有人说：“我认识很多犹太人，下不去手。” 还有人说：“我神经太脆弱。”显然，德国的洗脑很成功。他们拒绝参与行刑，不是认为杀犹太妇女和孩子不对，而是这个活儿太血腥肮脏，他们有别的出路，可以选择不干。2）参加行刑的警察解释为什么要参加时，大都说：“1）当时很仓促，没有时间思考；2）不想让同伴和领导说自己软弱；3）要为集体贡献自己的力量。”4）这个警察部队最忌讳的话题就是这场屠杀，行刑的人从不想谈，逃避行刑的人也从不想问现场究竟发生了什么。我有个犹太人朋友，我跟他说：“二战时大多数德国人的罪跟希特勒一样重。”我说：“1）历史学家没有找到希特勒直接下令屠杀犹太人的证据。2）杀600万人可是一个巨大系统工程，它的成功依赖于绝大部分参与者的创造性发挥和铁腕执行。”心理学有相当多实验证明，人在组织中会丧失自我。这话说白了，就是人在组织中就不是人——是一个齿轮。
这四个打女人的男人就是一个组织，尽管没注册，也是非正式组织。进化论揭示，人有自我驯化的基因。用白话说，就是人一生下来，就懂得“识做‘。人一旦加入组织，就会自动向组织的价值观，目标，领导，同伴所靠拢。这些警察成为刽子手虽然只是一瞬间，但这惊险一跳的背后应该是个综合原因——德国政府反犹太人的洗脑，人性对权威的屈从，渴望同伴认可，从众心理和职业诉求等。文革也是一个特定环境。红卫兵不仅批斗老师，还打老师的嘴巴。这些学生不加入红卫兵组织，他们也不敢干这样伤天害理的事。现在75岁以上的中国人，绝大多数当过红卫兵。如果有人好奇，不妨问问 1）文革时，你打过老师吗？2）如没打，有人打老师时，你在干嘛？3）你当时认为打老师对吗？文革结束后，巴金写了一本叫《随想录》的书。书中他百思不解的问，什么东西让人一夜之间变成兽？那些平常很尊敬我的学生，文革时拿着皮带，楼上楼下追着我打。”现在我敢回答巴金，是特定环境下的组织让这些红卫兵变成了兽。本来澳洲是最讲人权的国家之一；不仅讲人权，还是最讲动物权的国家。比如，澳洲曾经多次停止活牲畜出口，原因是进口国的屠宰方式太不兽道。然而，新冠期间澳洲有的州竟然不允许没打疫苗的父母，探望住院的孩子；至今澳洲大多数州仍不让没打疫苗的医务人员和教师上岗。新冠疫苗不防传染已是世人皆知的事实，但澳洲政府的医生们为什么依然违背职业良心？我相信他们跟那些德国警察一样“人在江湖，身不由己”。还有一个原因导致个人在组织中，经常做不得已而为之，或者个人不敢和不能做的事情。组织能把一个坏事分解成好多工序。比如，做杀人计划的人是在办公室的人。这些人没有那些对着女人和孩子脑壳钩动扳机警察的压力。把犹太人从家里赶出是一批部队；把犹太人押到刑场的是一批部队；把一个个犹太人带进树林，命令他们卧倒的是一批部队，最后，勾动扳机是另一批部队。